政府第三方咨询服务项目往往通过公开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确定服务机构，该等订单获取方式决定了项目获取具有一定的透明性，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良好实践效果的服务机构，往往能够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胜出，从而不断的提高其业务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
本行业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行业的客户类型决定了进入本行业需要有较强的品牌形象。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会对企业的成功案例、技术能力、履约能力、安全许可资质等诸多方面提出较高要求，品牌效应是进入客户招标入围和影响投标情况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良好的品牌及声誉是对服务质量、履约能力的体现，也是客户选取管理咨询和信息化服务的重要参考是依据。因此，企业要在行业内拥有多年的服务经验和成果，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才可以获得客户的认可。品牌因素有利于市场先入者的业务持续发展，而对新的市场竞争者形成了较高的进入壁垒。
随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大力推进，政府部门逐步要求服务商具备咨询服务相匹配的信息化服务能力，从而促进管理咨询建议更好的落到实处。因此，同时具备咨询服务与信息化两种服务能力的服务商，将更为容易得到客户的订单，从而不断的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并持续开发适应客户要的新产品。信息化能力已日渐成为本行业新进入者的技术壁垒。
咨询及信息化属于智力密集型业务，需要依托强有力的人才团队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方案建议及定制化的 IT 产品。由于政府类客户的单个订单金额往往不大，这就决定了服务商需要同时组建多个服务团队才能覆盖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客户，实现规模化经营。于是，本行业企业承担的人力成本往往较高，形成了对新进入者的人才团队壁垒。
面向政府的管理咨询行业主要是为政府决策、重点项目提供咨询、调查、策划、课题研究及方案设计。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慢慢的出现针对政府的第三方咨询业态，当时行业呈现规模偏小、订单零散等特点，所提供的服务也处于摸索阶段，整个行业尚未形成体系。近年来，随国家日趋重视现代化治理，对政府管理的精细化要求慢慢的升高，尤其是 2020 年突发全球性疫情，使得全社会认识到管理精细化的重要性，政府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也从过去的粗放式向高效、透明、可追溯等现代治理特征转变。
政府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手段，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增强全社会福祉。
我国的政府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共分成五个层级，包括中央—省—市—县—乡（镇），其中中央是最高领导机构，主要是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来管理；地方政府自省到乡共设四级，主要承担建设职能、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事业发展职能等。
我国政府部门管理的事项覆盖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目前，政府的职能部门共计 25 个，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发改委、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等，各部委肩负各自的专属职能，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公共组织等，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已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仍然面临内部结构问题、公务员管理制度问题等，即我国政府管理任旧存在逐步提升的空间，包括改善管理结构、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效能、政务公开管理透明、加快数字化政府建设等。
根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我国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深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活力。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
根据我国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坚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促进依法行政，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深层次地融合，优化革新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大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数字化水平。推动政府管理依法进行，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督管理机制，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完善与创新创造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管方式。根据不相同的领域特点和风险程度确定监管内容、方式和频次，提高监管精准化水平。分领域制定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做到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期合理、各负其责。
在国家格外的重视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化的背景下，提升政府精细化管理能力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我国政府的自身管理需求覆盖面十分普遍，其中与公司业务直接相关的需求最重要的包含公务员绩效考核、督查督办与察访核验、财政评估、营商环境提升、党建等，详细情况如下：
政府公务员不同于企业员工，企业人员往往能够最终靠 KPI 考核指标量化分析绩效，从而确定相应的工资、奖金、惩罚措施等，但政府公务员无法用经济指标衡量其贡献大小。2019 年，中央组织部发布《公务员平时考核办法（试行）》，对公务员考核进行了明确规定。
《公务员平时考核办法（试行）》对公务员考核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并未量化限定具体指标。为落实中组部文件，各部委及地方政府将公务员考核事项列入党政机关工作的重要方面，部分党政机关会将考核的量化指标设定、考核制度的制定、考核的信息化建设交由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辅助完成。
2018 年 7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将第三方绩效评价作为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重要措施。为积极稳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财政部将于 2018—2019 年组织部分省市开展试点，通过试点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绩效指标体系，探索创新评价形式、评价方法、评价路径，稳步推广第三方绩效评价。
2018 年 9 月 25 日，《关于全方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该文件以全方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目前，从财政部到各省财政厅、各地财政局均开始加强财政预算及实施效果评估工作。财政预算及实施效果评估的推行，将有利于财政资金发挥更好的效力，有助于中央政策的高效落地，有助于全社会效能的提升。
在行政管理领域，决策、执行、监督三大职能有机统一。2017 年国家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将提高督促检查工作权威性和执行力这一要求贯穿于督促检查工作健全制度、加强统筹、创新方法和结果运用等各方面。
政府部门将察访核验、督查督办交由社会第三方咨询机构执行，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监督效果的公允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决策、执行、内外部管理等方面。
近年来，国家不断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我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由 2019 年的 46 位上升至 2020 年 31 位。中国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 10 个经济体之一。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吸引外资投资本国，也有助于本国经济更加活跃，经济稳步的增长获得持续动力。
为科学促进营商环境提升，部分政府部门会聘请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关的信息化建设及咨询服务。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实践数据积累，反过来可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 IT 及咨询服务，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帮助国内营商环境进入全球前列。
我国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国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管理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等 8 方面，推进党建工作新发展。
根据党内统计公报，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中国党员总数为 9514.8 万名，比 2019 年底净增 323.4 万名；中国现有基层组织 486.4 万个，比 2019 年底净增 18.2 万个，其中基层党委 27.3 万个，总支部 31.4 万个，支部 427.7 万个。总的来看，随着党员规模日渐庞大、我国对党建工作的格外的重视，使得提升党员管理上的水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党政机关越发重视党员日常管理、党建决策、党风监督、党组协同以及党建与信息化结合等事项，由此形成对第三方咨询服务的需求，尤其将咨询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相结合的服务需求。
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的信任力。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
近几年，我国格外的重视国家治理转型，早在 2013 年，我国就颁布了《关于逐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要求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各级政府将提升公信力作为重要的施政方向，在此过程中，部分政府部门会聘请具有服务经验的第三方机构，辅助其制定提升公信力的具体方案、指标、措施、流程等，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及时记录、反馈、督促相关措施的落实。
目前，针对我国政府治理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国家直属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等），负责为国家提供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的建议与咨询，对重大经济社会政策及实施效果做评估；第二类是高等院校，接受政府部门委托的专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课题；第三类是社会机构，为各级政府提供专项的政策咨询与建议。
对于第三类社会咨询机构，国家未限定相关行业特性经营许可，对相关机构的经营规模亦未进行限定，该等机构数量庞大且分散，行业内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巨头企业。本类机构遵循市场化规律，通过参与政府招投标等方式，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
第三类社会咨询机构从业的显性门槛较低，但隐性门槛较高，根本原因是相关服务最终用于政府的实际管理，从而间接着影响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事务，因此对公司信息化能力、行业经验、人才团队及良好的商业口碑和市场认可度有一定要求。
与此同时，根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的精神，随着政府治理走向数字化，能够将政务咨询、信息化服务融为一体的供应商，将获得更大的市场机遇。
《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大目标的建议》（2020 年）要求：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实现政务管理、共享协同、服务集成的体系，通过建立开放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从而上接国家政策、下达各级县市、横向部门协作、纵向贯彻到底，提升行政效率、提升社会管理精细度。未来，政府的数字化建设还将逐步提升渗透率，从国家部委到地方管理机构，从省级政府到市级、区级、县级政府，从发达地区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形成数字管理为核心的巨大网格管理体系。
上述趋势，使具备信息化能力的服务商具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在提供政府治理有关的咨询服务基础上，借助信息化手段，使咨询建议得到持续落实，并以数字化形式总结经验规律、呈现当前状态、预测未来形势。
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变政府与社会和个体的联结方式，形成自我强化、动员与治理能力更强的治理体系。
在政府治理理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本行业服务商需要结合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我国政府管理实践，在实现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提升服务价值，协助客户更好的完成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降度易成本、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精细度。
随着信息时代到来，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交流方式、市场主体与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都发生巨大变化，新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信息流、物质流、资金流越发复杂多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治理模式也逐步转向“放管服”，治理理念持续升级，治理工具日趋现代化。
近年来，计算机软硬件系统日趋普及，政府部门逐步将庞杂的社会事务以信息化方式来进行记录、跟踪、分析，甚至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将部分工作以“自动化”、“智能化”方式完成。政府治理手段的转变为行业提供新的机遇，这就要求服务商持续研究、吸收新的技术工具，并融入服务过程中，促进政府治理进一步适应、领先于社会经济发展。
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促使我国走向科技自立，包括芯片、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软件在内的行业均出现国产化浪潮。对于面向政府的软性系统，鉴于其运行过程中会记录、分析大量行政数据、重要、重要政策方向等敏感信息，因此政府软件的国产化刻不容缓。具体而言，底层系统、数据中台、应用层软件均需要满足国产化要求，不同软件之间需要相互适配，且具备防范外部网络入侵的能力。
政府软件国产化的趋势要求国内的信息技术提供商在架构适配、网络安全等方面持续投入，在信息传递方面严格遵照政府客户真正的需求，建立并执行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
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全社会运行来管理，其职能定位是顶层设计、调节需求供给、组织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等。
在政府部门出台了既定方针与政策的基础上，后续的技术支撑、专业运营等方面能交由社会第三方提供服务，从而在合理的社会分工范围内，充分调动与发挥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专业化属性，为政府运行及社会管理注入外部活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提升社会的满意度。在政府管运分离的背景下，面向政府的社会第三方服务产业有望得到发展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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